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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研究》
 
作者:吴理财,李山 等 丛书名: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ISBN:9787513043502
出版时间:2016-09 版次:1.1
印次: 页数:308
字数:230千字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图书分类:人文社科类 |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
原 价:25元 现价:20 折扣:8
[内容简介]
2014年,湖北秭归“幸福村落”建设入选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县。本书对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工作做了全面解析,书中除含有实操性的制度设计方案,也有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村落”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更附有专家课题组成员到秭归调研时的鲜活访谈记录。这些内容对于农村基层工作者极具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吴理财,1970年1月生,安徽省潜山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读者对象]
相关领域学者、政府相关部门及农村社区工作人员
[目录]
一、实践篇第1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必要性…………………………3第1节“杨林桥模式”:秭归农村社区建设初步探索………4第2节“幸福村落”建设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5第2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架构与机制……………………11第1节“幸福村落”建设的总体路向…………………………11第2节“幸福村落”建设的架构………………………………14第3节“幸福村落”建设的机制………………………………21第3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布局与发展规划…………………37第1节“幸福村落”建设的基本要求与标准…………………37第2节“幸福村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与规划…………41第4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显著成效与未来发展…………59第1节“幸福村落”建设的成效………………………………59第2节“幸福村落”建设在不断创新中推进…………………69二、理论篇第5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何以可能:对秭归县C村“幸福村落”运作逻辑的探讨………………75第1节“幸福村落”建设的运行框架…………………………77第2节“幸福村落”在C村的落地与运行……………………79第3节小结与讨论………………………………………………86第6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村落文化基础…………………90第1节“幸福村落”的实体架构及职责………………………92第2节村落文化中的“幸福村落”实践………………………94第3节村落文化支配下的村民选择……………………………98第4节村落文化对“幸福村落”建设的促进和限制………104第7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中的行动主体建构……………107第1节问题的提出:公共行动主体的缺场…………………107第2节“幸福村落”多层级的行动主体建构………………109第3节小结与讨论……………………………………………116第8章秭归“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多级治理及其正当性…119第1节“幸福村落”多级治理模式…………………………119第2节C村治理的多极化与“村民自治”的拓展…………123第3节乡村治理单元的多级化………………………………131第9章层级化网络治理: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启示……136第1节“幸福村落”建设的运行机制………………………136第2节“幸福村落”建设的层级化治理经验………………141第10章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社会机理…148第1节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幸福村落”建设的成效……150第2节外推与内驱: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153第11章“项目治村”:秭归“幸福村落”建设中的一种村治实践………163第1节项目进村………………………………………………163第2节“进村”到“治村”的微观运作……………………168第3节“项目治村”的内在机制……………………………172第12章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实践表达……177第1节税费改革后的农民合作困境…………………………177第2节农民合作的动力机制:基于W村修路事件的分析…179第3节启示与讨论……………………………………………186第13章农民合作何以可能:秭归“幸福村落”建设中W村修路的叙事与启示……188第1节W村农民合作修路的心路变迁………………………188第2节制度设计与理性算计:W村农民合作修路的分析…191第3节小结与讨论……………………………………………199附录访谈记录…………………………………………………2021.陈家坝村村委会访谈录………………………………………2022.九畹溪镇J村李主任家访谈录………………………………2213.郭家坝镇B村村委会访谈录…………………………………2404.水田坝乡L书记访谈录………………………………………256参考文献……………………………………………………………284后记………………………………………………………………289
[序言]
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急剧变革。个体化无疑是这场变革中最深刻的一项内容,也是这场变革的一个显明特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已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各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潮交互作用,解构着传统观念和既有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从传统和村社共同体中脱嵌出来,成为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在个体迅速崛起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社会正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公共性不断消解;社会资本持续流失;村庄认同更加弱化;人际关系日趋淡漠等。在日益个体化的乡村社会里,农民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合作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普遍变成即时性交易关系。村庄内人际关系的功利化与理性化,从根本上消解了旧日那个守望相助的村庄共同体。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处于一种个体化的散漫状态,越来越多“无公德的个人”被生产出来。村庄的公共事务无人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乏人问津,村民自治更是无从谈起,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困局。 乡村社会个体化 我国乡村社会个体化尽管可以看作国家、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无疑它是由国家开启,因为包括市场、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其他诸因素都跟国家密切关联——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规划与主导;乡村社会从总体性结构转变为离散性结构,也跟国家在乡村治理转型不无关系;乡村文化传统的消解和式微,也与改造乡村、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直接相关,它们背后都有国家的影子。 在第一波个体化中,国家开启了改革的大门。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土地的家庭经营开始的,它把农民从过往集体生产和集体分配方式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亩产由1978 年的168.5 公斤提高到1984 年的240.5 公斤,提高了42.73% 。A 随后,国家又逐渐有选择地从乡村社会隐退,除了计划生育、治安维稳以外,国家权力极少干预农民的日常生活。这就在客观上为乡村社会让渡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在生活领域,农民拥有了比集体化时期越来越多的自由。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农民被允许自由地流动、外出务工。这一方面要归功于国家放松了户籍等相关管制,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推动商品经济及之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挣脱了与村集体之间的脐带式联系。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向农民征收税费这一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最后的常规性联系也被打破了。除了土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集体以外,农民跟集体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实质性关联,农民摆脱了对集体的“组织性依附”。 农地家庭经营改革很快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最终迈向经济市场化改革。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将经济从国家的支配型社会主义机制中‘解放’出来,同时,将个人从无所不包的城市单位和村集体等社会主义机构中解放出来。这导致了一种有限的、国家认可的个体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被告知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中国社会主义安全网却消失殆尽”。这就为“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开启了进程。 现在看来,第一波个体化可以视为对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所实行的集体化的一种反动。这是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最独特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前提条件。“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个体化路径是在以一种与众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受时间限制的顺序发展。中国在个体化尚未得到宪法的支持之前就已经对经济以及日常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实行了新自由主义式的解除管制,这与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结果,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式个体化,人们获得了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基本权利。这种倒置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已经废除社会保障及其对于集体的义务的威权国家通过在个人周围布下紧密的控制之网,对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这一个体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设定了明确的限制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阎云翔认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的管理下展开的。所谓国家管理的个体化,并不是仅仅指国家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的作用;西欧的国家同样推动个体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家还用软性管理(与刚性控制相反)的方式处理个体、市场、社会群体、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导个体化的走向。主要策略之一是‘利益导向’,意思是国家用诱人的经济或政治回报来引导个体选择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方式,并在国家已经设定好的边界内发挥自我控制或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与贝克对中国个体化的观察相呼应,进一步指出:“国家在三个层次上管理个体化过程: (1)国家在推动和支持个体在经济生活、私人生活和一些有选择的公共生活中崛起的同时,做出各种努力防止个体对政治权力的诉求;(2)当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个体在维权运动或寻求自我发展机会方面向国家提出公开诉求时,国家会根据这些个体所处社会群体的等级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回答;(3)国家更倾向于接受孤立个体的维权行动和自我利益的诉求,但是不能宽容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性行为,尤其是那些超越了社会阶层或地理区位的群体性行为。” 其中的一些观察存在于第一波个体化进程中,并不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针对公民的诉求国家正在逐步扩大民众的公共参与权利,将一些合理诉求吸纳到相应的政策文本中,并尝试在制度上进行调适。 相对前一波个体化而言,第二波个体化复杂得多。如果说中国乡村社会第一波个体化主要是由国家开启和主导的话,那么第二波个体化则主要受到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国家在大多数场合下则从前台退隐到幕后,其中某些变化未必是国家当初所期望的。因为一旦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个体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们必然会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或者惯性运作。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原则不再拘泥于经济领域,而是不断蔓延或渗透进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所谓市场的原则,就是把原来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变为商品,把一切关系简约为市场的交易关系。那些从诸如集体、阶级、社区、家庭等旧有的社会性关联中脱嵌而出的乡村个体,经过这样的市场原则冲击或洗礼之后,农民邻里之间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换工、帮工、互助、合作等传统互惠关系,日渐被即时性金钱交易关系取代。如今,农民建房用工须当天用现钱结算;老人去世“哭丧”也改为市场交易,由专业的哭丧队承担了。在私人的交往方面,人际关系变成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当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要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正是因为过分注重这种交易关系,以至于把社会关系量化为金钱的形式。随着货币关系的泛化,农民之间越来越“原子化”,缺乏有效结合而处于独立无缘的状态。 在这样的个体化社会中,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任何公共或集体的意识了。人们在口头上偶尔提起一两句公共或集体的话语,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使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私利。于是,人们对“私”的界定也因之更加随意且主观。一方面,“私”的范畴可以随意变动;另一方面,人们对“私”的界定不再有共同认可的标准。原来建之于共同生产或共同生活基础的共同意识消解了,那个自我主观随意界定的“私”便成为个体行动的根本逻辑。 尤其是在一个快速流动、急剧转型的个体化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是在一种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陌生环境中进行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包括性在内的各种需要也可以通过即时性的交易得到满足,较为稳固的家庭、社群因此变得可有可无。个体化农民不但从乡村集体解放出来,还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脱嵌出来,并处于一种“原子化”的流散状态。总之,在这样一种个体化社会中,农民的行为逻辑日渐带有功利性、随意性、即时性的特征。 尽管国家有选择地给社会让渡了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空间几乎完全是“空”的:一方面,在这一社会空间领域中,国家尚未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另一方面,社会本身至今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机制,能够让它自我运转起来,更遑论使之发挥一定的社会性作用——对国家起到必要的参与、合作乃至协商、制衡的作用,对社会领域本身起到联结、团结乃至规约的作用。 这仅仅是对社会空间的总体性观察而已,一旦深入当下中国社会内部去考察将会发现,中国社会空间并没有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等体制性改革打破城乡社会之间的藩篱。因此,那些从乡村社会脱嵌出来,奔向城市社会的年轻一代农民个体,往往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或者流散于城市社会内部,根本无法在城市社会实现再联结或再嵌入。 乡村公共性建设 治疗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病变,公共性建设是其中一味不可或缺的良药。公共性不是原有总体性社会的特征,而是在一个日渐分化、多元、差异乃至个体化的现代社会里重新建构公共生活何以可能的新论题。公共性的建设不是回转到传统的总体性社会,而是探讨在一个日益分化、多元、差异乃至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中何以实现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所以说,公共性既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属性,也是维系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对此,我国基层也有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譬如,本书所研究的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就是一项“政治发明”,它在破解乡村社会个体化转型中的乡村治理难题方面,进行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形成农村社区建设的“秭归模式”。 所谓“幸福村落”建设,就是当地政府在村落社区中引入一套自治、参与和合作机制,通过村落理事会组织和“一长八员”的制度设计,激发村落社区居民的公共行动,在公共行动中孕育、产生村落社区的公共性,最终实现村落公共产品的自我生产或自主供给。 “幸福村落”建设这一“政治发明”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归功于当地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好这种情势,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合”,建构了与个体化农民利益相互关联的、与其日常生活紧密联结的整合机制。“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成为公共性的第一个标准;多元、差异、矛盾的诸多主体,在进行参与的互动中,能否实现社会正义和人性正义,是公共性的第二个标准。”A“幸福村落”建设恰好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着符合这样的公共性标准的生产机制。 “幸福村落”建设经验还告诉人们,使个体化农民再次嵌入乡村社会,不能简单地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制度和机制供给与乡村社会实现有效对接,能够极大地激发乡村社会的内在活力和凝聚力,这样的地方政府作用就是必要的且合理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如何介入的。例如,陈蒨通过对浙江杭州西湖梅家坞“茶文化村”和台湾宜兰县白米“木屐村”两个村庄文化开发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两地地方政府都有意运用文化政策致力于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的开发,但由于实施的文化政策不同导致了两地社区认同、公共精神建设方面不同的文化治理效果。台湾的社区文化建设是以公共精神的重构为基础的,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不忘社会建设,这与大陆梅家坞案例中的地方经济迅速发展而个人主义却借机抬头有很大不同。无论是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经验还是台湾的社区营造案例,均表明乡村社会公共性建设离不开行政部门以合理的方式介入。尤其是当乡村社会已经失去自我动员、自我组织能力的时候,更需要行政部门的适当介入。总之,治疗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病变,必须从国家和乡村社会两边同时发力,最好是二者能够建立一种良性的互赖式治理关系。 中国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和乡村社会协同创新去解决。
[推荐理由]
2014年,秭归“幸福村落”入选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成为全国试点。其实践经验可供全国乡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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